河南艾滋病人拆遷隊事件持續發酵,有媒體調查,通過病人之間的互相介紹,當地已形成一條利用艾滋病人拆遷、討債的業務鏈,此次艾滋病人拆遷隊只是這條業務鏈的冰山之一角而已。(12月26日《新京報》)
  利用社會對艾滋病的恐懼,把艾滋病人當槍使,實現拆遷、討債的目的,這種方式雖不體現為赤裸裸的暴力,但事實上其隱含著的威脅性與恐怖性絲毫不亞於暴力行為,因為說白了,這仍然是以威脅對方的生命安全為手段的。而且由於艾滋病的特殊性,對普通人來說,相比赤裸暴力行為,這種行為之威脅性與恐怖性有過之而無不及。
  但該事件所凸顯的更重要的問題並非暴力拆遷下利益對抗的法律問題,而是官方以及主流社會如何對待艾滋病患者群體這一社會性問題;更惡劣的後果並非拆遷隊所帶來的隱性暴力威脅,而是這種人為製造的群體對抗將加深社會的割裂,加劇艾滋病人被隱形隔離的狀態,惡化艾滋病患者的生活境況;更重要的意義是艾滋病患者雖以這樣頗為負面的形象進入主流社會的視野,卻使我們直觀地感受到艾滋病患者群體的生活狀態。
  我們必須承認,在當前,艾滋病人群體已經被社會隱形隔離起來,這種隱形隔離並不體現為顯性的欄桿、高牆與集中營,而是體現為社會心理上的恐懼構築的心靈之牆,以及由此而延伸的對艾滋病人就業及生活上各種限制與漠視,可以說,艾滋病人被一道精神上的裂縫與主流群體隔離開來,正是在上述種種因素作用之下,艾滋病人精神陷入絕望、生活陷入困窘、生活狀態陷入孤立,甚至一小部分被社會所拋棄。在報道中我們也看到,一些艾滋病患者參加拆遷隊、討債隊,最重要的原因即是生活所迫。事實上,艾滋病作為一種疾病,在文化及社會意義上,已遠遠超出了疾病的範疇,帶上了倫理及道德的因子。所以,艾滋病人群體被主流社會隔離與遺忘,已遠遠超出了疾病的意義,成為一種社會及倫理現象。
  所以,無論是在國際上還是在國內,對抗艾滋病的一個重要的意義就是矯正社會對艾滋病的認識,剝離附著在其上的倫理及道德因子,拆除豎立在主流社會及艾滋病人群體之間的無形之牆,彌合期間的裂縫,使社會在心理上接納艾滋病人群體,在生活上給與他們必要的保障。但是某些幕後黑手利用艾滋病人拆遷、討債,無疑是加劇了雙方的對抗,加深了主流社會對於艾滋病人的偏見,客觀上將惡化艾滋病人的生存狀態。
  再者,該事件還凸顯出政府在應對艾滋病上存在著諸多問題。正如報道中所體現的,某些人利用艾滋病人討債、拆遷已有多年,甚至某些患者利用人們對於艾滋病的恐懼而違法犯罪也並不鮮見,但是政府卻一直缺乏適當的應對措施即應對手段,原因主要是缺乏必要的物質設施,甚至不具備針對艾滋病人的關押條件,這就無形中縱容了某些艾滋病患者的違法犯罪傾向,也給某些人拿艾滋病人當槍使提供了司法的漏洞。
  艾滋病人拆遷隊事件並非簡單的刑事治安事件,它凸顯出諸多社會問題,是邊緣群體、弱勢群體生活狀態的一種折射,是利益對抗的一種體現,也凸顯出政府對相關問題缺乏有效的應對手段,值得社會重視。
  文/岳乾
  
  (辣味時評,一掃就行!歡迎各位親愛的作者關註紅辣椒評論官方微信!同時官方微信平臺將不斷推薦展示優秀作者!)  (原標題:艾滋病人拆遷隊的雙重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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